内容简介:对于国内外无数的阅读鲁迅的著作的人来说，他们大概在心目中都构建了一个个活脱脱的“鲁迅形象”。然而，对鲁迅的认知，你可能不那么客观，也谈不上全面。这部回忆录是鲁迅之子周海婴70年来的第一次深情回忆，书中揭示了父亲死因中的浓浓谜团；挑开了兄弟反目的隐秘面纱；披露了父亲身边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；道出了父亲与文坛敌友的恩恩怨怨；坦叙了父亲逝后一家人的不平常岁月……必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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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读片断：

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
关于父亲的死，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，说法小异大同，几乎已成定论。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，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。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，那时北京虽已解放，新中国尚未成立，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“查究”此事。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，全文如下：
许先生惠鉴：
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，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。马先生屡电催，您究拟何时返平？
鲁迅死时，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。记得您告诉我说：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，这也是疑窦之一。此种疑窦，至今存在。今您既在沪，是否可以探查一下，老医生是否在沪？今上海已解放，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。不知您以为何如？草此布达，敬祝
健康
弟建人启七月十四日
到了同年十月，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，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。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，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，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。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。一直到晚年，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，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，还难释于怀。如今我也垂垂老矣，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，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。至干真相究竟如何，我也无从下结论，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。
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，父亲临死前，确实肺病极重，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（DUNN）医生来会诊。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。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：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，要马上抽掉，热度就会退下来，胃口随之就会开，东西能吃得下去，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。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、休养，至少可活十年；如果不这样做，不出半年就死。治疗方法极简单，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。你们商量一下，找一个中国医生，让他来找我，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，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，无须我亲自治疗。提到是否要拍“X”光片，邓医生说，“经我检查，与拍片子一样。”讲得十分把握。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，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。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，才抽积水。我相信叔叔说的话，因为现在我也知道，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，而不应当被误诊。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，更不该搞错。
叔叔接着说：上边这些话，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。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，也同冯（雪峰）先生谈过，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，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。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，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，距他的会诊，恰好半年。父亲死后，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，使用的药物等等，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，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。诊断报告的前段，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，后段讲述用药，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。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，非常可疑。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，遭到鲁迅断然拒绝，说：“日本我是不去的！”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？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，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性，甚至对我讲，你寻妥看过即可，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。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，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。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。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，由于病情发展很快，终于没有搬成。
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，再也没有遇到过。当时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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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：

序
记忆中的父亲
大陆新村九号
阿花与许妈
父亲的死
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
建人叔叔的婚姻
朱安女士
“不卖血”的朋友
初入霞飞坊
霞飞坊邻居
母亲的被捕
我家的房客
几位朋友
母亲娘家的亲戚
坚守上海
胜利前后
到解放区去
从沈阳到北平
我的学习经历
我的婚姻
母亲入党
必需说明的真相
鲁迅手稿事件与母亲的死
我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
长子周令飞的婚事
父亲的遗产
再说几句
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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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：

我已经七十岁了。七十年来，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。但说心里话，我本来并无撰写回忆录的念头。虽然此前也偶尔写过，如一九八一年的《重回上海忆童年》，但那只是记忆的断片。如要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，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，我可没有这个勇气。因为在大量的前辈回忆文字面前，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。
父亲在世时，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。父亲的生活起居，写作待客，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，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，我每每在场，他们也并不回避我，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，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，也不甚了然。故现在要我回忆这些，脑子里几乎是空白消磁的录音带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家搬到了法租界霞飞坊，家里仅有我们母子两人，那时我已渐渐长大，有些事母亲便与我商量，去什么地方也往往带我同行，知道的事情自然多起来。可是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读书做功课上；况且严重的哮喘又如影子般地折磨着我，使我不时地困卧病床。因此很遗憾，对于在孤岛时期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活动，所知仍然有限。而胜利后至一九四八年，我们离开上海，确是母亲在社会上最活跃的时期。到了解放后，我已经成年，学习、工作，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。虽然与母亲经常在一起，却各忙各的，只是茶余饭后，说些无关紧要的家务事而已。那时母亲担任多种职务，相当繁忙，她的交往广泛，照理必有大量值得记录的故事。但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人，不该让我们知道的，绝不吐露半句；我自己也有意回避，从不主动向她打探什么。加之我以为，既然父亲母亲的文章都已公之于众，父亲的一切遗物手迹亦早交与博物馆、纪念馆保存，又有这么多学识卓著的专家在研究它们，我又不干这一行，也就不去留意。至于我自己，一生并无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，而只是脚踏实地工作与生活，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因此，当《文汇报》萧关鸿和水谓亭先生建议我撰写回忆录，并不断热情鼓励，我虽然口头表示愿意，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和想法，内心总是犹豫不定，迟迟拿不定主意；况且，要认真写出来，又难免牵涉一些人和事，这又使我顾虑重重。须知，我经历的是是非非已经够多的了，实在不愿意到了古稀之年，再惹得一身麻烦。但是，我难辞这两位朋友一再的劝说和鼓励，盛情难却，才终于下决心接受他们的建议。
说实话，虽然我一时下不了动笔的决心，而记忆的轮子却已在不由自主地转动起来。那些长期淀积丁脑底，几乎已被忘却的往事，件件桩桩浮现出来，使我发现：自己这一生，确实经历过，也听到、看到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。这当中，既有欢乐，也有酸辛，我为什么不向人们坦自述说呢？这也许是我最后决心写这本书的内心动力吧。
现在，回忆录终于完成了。但在叙述的时间和内容上，并不那么连绵相接，片片断断，缺失谬误，在所难兔。因为它纯然是从我长久沉积的记忆中挖掘出来的，几乎没有可供核对的资料。这就不免会像出土“文物”，往往难以展现它本来的面貌，在“粘合”的过程中，也许不经意地将甲俑的胳膊错装在乙俑的肩上。但这并非是我不负责的“瞎编”“乱写”，或故意蒙混视听。这是我要坦白报告于读者的。我还要说明：有关童年回忆那部分，是利用我二十年前写出来的文章加以补充调整。至于所附照片，除注明出处者外，大部分是我本人所摄、但是其中有一些我查不到作者，有哪一位知道，请告知出版社。
最后，我要再次感谢王元化先生在百忙中答应我的要求，为本书作序；感谢萧关鸿、水渭亭二位先生对本书的关注和付出的许多心血。
期待着读者朋友的声音。
周海婴
2001年春于北京本樨地寓